中编办24日在江苏南通召开“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评估”试点工作现场会。近日，吉林省政府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。这是1月12日中组部、中编办下发《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》后，全国第一个开始“减副”的省份。(4月25日新华社)

地方政府官员“扎堆”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。“减副”将是一场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。

中组部、中编办的文件明确指出部分地方政府配备了助理职务，副秘书长职务过多的问题比较突出，按照精简、效能的原则，要求各省区市政府原则上不配备省长(主席、市长)助理，省级以下政府不配助理。这已经是非常正式的“显规则”了，我们有理由说，这样的规定出台是一场胜利。

这样的胜利是乐观的，但我们却不能不正视其背后“潜规则”的作用。那就是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。上级要求减掉一定数量的市副秘长、副县长，去掉助理职务，对下面来说，这也没啥可难的。只是，那些去掉的人又会作怎样的安排呢？当然不会让他们下岗，也不可能给他们降级，毕竟人家没有犯错误，也没有不称职。更何况，这些人也都是一定级别的领导，出路怎么可能吃亏呢？既然上级的大政策不可违，那就想点法子——把下面的位子挪动挪动吧！市里的副秘书长往县里调，这种调动当然不是降级使用，而是重用或者是升职；还不行，上面盯着实职副职，那就多安排几个虚职，后面再加个括弧写上享受某某级别待遇；再不成，党政部门上级盯得紧，那就往人大、政协去安排；实在没法，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职务名称，诸如“顾问”什么的。下有对策的潜规则不除，政令畅通只是表象，实则是政令不畅。

“减副”，必须将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的潜规则一同清除。“减副”，到底谁胜谁负，犹未可知。就目前而言，“减副”能否减个彻底，有赖于官场“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”成为现实。而这，不仅需要制度的构建，更要有一种遵从显规则意识的官场文化的构建。

(江西 王玉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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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 “能上不能下”、“能进不能出”的潜规则像铜墙铁壁一样坚固，现在的机构臃肿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，中组部终于不得不动真格，发文要求用两年时间“消化”副职超编。吉林省立即响应，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。

中组部的文件通知，最后两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副职超编，自然要等实践来检验。曾记得国务院还有个机构编制办公室，其使命是什么，实现了多少，至今还没有下文。吉林省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被免职后，被安排去了哪里，级别和待遇变化了没有，他们如何心理平衡，如何被说服安排的，想必是吉林省“减副”工作绕不过去的话题，也是大众的话题。其实，就中国人思维的灵活性来说，“减副”恐怕相对不是最难。

譬如，免去的省政府副秘书长，可以叫“副厅级秘书”，排在秘书长之后。据说某省有十名政协副主席，可以免去6个副主席，改名为“名誉主席”或者“名誉副主席”，权力和待遇不变。可以想见，在中组部的坚决要求下，用两年时间“减副”，很有可能提前完成任务。

然而，副职减了，机构还是那样臃肿，“精官简政”的目的没有达到，因为这些级别的官员“一个也没有少”。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，还是消耗在行政费用上。不妨再晒一晒中国历代民官比例：西汉是7945比1，唐朝是2927比1，明朝是2299比1，清朝是911比1，11年前是40比1，现在是26比1。不知道延安时期提出“精兵简政”的时候，民和官的比例是多少，恐怕没有26比1这么高吧。

很显然，“减副”不容易，“减负”更不容易；“减副”很重要，“减负”更加重要。如果只在副职官员的名称上玩玩花样，或者把副职官员的位置从此处位移到彼处，那么日益相对贫困化的老百姓们，负担依然是那样不堪重负。什么启动内需消费，什么经济结构转型，什么改善国民福利，都将成为镜花水月，海市蜃楼，因为国家财政还是大量地、没有节制地耗费在极其高昂的行政费用上。

有人总结“副职超员，官员冗余，机构臃肿”的四大原因，“先进入后调出”、“重点地方重点部门负责人进班子”、“党政加强对某项工作的领导”、机构改革“妥善”安置官员工作。其实这些都还不是根本的原因，根本原因是行政费用没有限制，管钱的和用钱的同为一人。如果人大把国家各级政府收缴的税赋和杂费管理起来，在人民监督下拨给限额的行政费用，官员多了，官员收入自然减少，那么想臃肿也不太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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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有关政府部门的“副职”问题，成为舆论热点。

4月24日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(下称中编办)在江苏南通召开“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评估”试点工作现场会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早在今年1月，中组部、中编办下发了《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》，要求各省、区、市政府原则上不配备省长(主席、市长)助理，省级以下政府不配助理，超编配备的，两年内予以消化处理。

部分地方政府配备助理职务、副秘书长职务过多，群众颇多非议。一方面，中央三令五申，要求不断精简各级政府机构；另一方面，超编现象在一些地方政府，尤其是基层普遍存在，更有甚者，“几十匹马拉一辆车”。

据报道，河南省郸城县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有16人，超过公安部；湖南省石门县县委常委16名，正副县长12名……

机构臃肿、将多兵少，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，也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。一个地级市正常情况下，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四大班子配备副厅级干部40人以上，党委和政府还配有正副秘书长若干名，再加上副市级干部等所谓“地方粮票”，领导班子人数之多，足可以列一个方队。每位领导又都配有秘书、司机(虽然不符合有关要求)，既增加了行政成本，又降低了工作效率。

小政府大社会，是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和方向。此次，中组部、中编办联合启动的“减副”行动，虽然困难不小，人们还是充满期待。而要让群众的期待不“落空”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是既要按照中央要求“严格瘦身”，也要对政府机构进行“全面体检”，以防敷衍了事。

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是政令畅通的大敌，“精官简政”也一样。以往精简机构，没走出“精简—膨胀—再精简—再膨胀”的怪圈，就在于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就像在水里摁皮球，摁下去有多深，反弹就有多高。中央要求“减副”，副职少了、助理不能叫了，就设置一批“副市级干部”、“副县级干部”、副市级调研员……地方粮票，一样好使。这种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现象，应该警惕。

超编和副职过多，与“问责”不严有关。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》(2007年5月1日起实施)中明确规定：“擅自超职数、超规格配备领导成员的”，“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给予通报批评，并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。”各级组织、编制部门不妨对照检查一下，“谁提拔谁负责”，刹住“领导班子排成排、列方队”的风气。

要确保“减副”不反弹，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职能能否转变，在于监督制约的机制能否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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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，有个很流行的词叫“危机公关”，常德市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。

23日，有网友曝光湖南常德石门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配置竟是1正11副。

26日，常德市委组织部门向外界作出解释，称增配的6人系因“政策性安排”和“挂职”等因素造成，配置并未违反职数配备的原则。

常德市委组织部可谓反应迅速，而且解释得有理有据，体现了相当高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能力。

该解释通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证，既承认了县领导班子增配6人的事实，但同时又得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———这个省级贫困县有11个副县长并未违反原则。

如果这样的事实没有违反原则，那么，我们的原则或许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好原则，或者说，原则一旦被变通和走样，也就显得不再那么“有原则”了。

根据常德市委组织部的解释，增配的6人都是由于“政策性安排”和“挂职”等因素造成的，是有文件依据和明确规定的。常德市的意思是，这样一来就不算违反原则了。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，他们此时所依仗的这些文件依据和规定，何尝不是为了对付前面原则的原则？

既然原则这么多，那就必须排出个长幼尊卑来。事实上，任何部门和单位依仗的原则，都应该服从于《行政组织法》的基本原则。《行政组织法》的三项基本原则，其中第三条就是：行政机关的组织建设，实行精简的原则。

无论有什么文件依据和明确规定，搞出这么多副县长来，无疑都是与精简的基本原则相背离的，也是与民心所盼相背离的。所谓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，说的或许就是这种现象吧。

再说，既然是原则，就应该坚决维护原则的严肃性。而超额增配6人却不违反原则，这样的言论本身就充满了对原则的不屑。副职超员、官员冗余、机构臃肿，地方政府屡屡瘦身不成，其中很大的原因，没准儿就是由于原则得不到贯彻和尊重所致。

今年1月12日，中组部、中编办下发的《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》，可以看做是为全国性的“减副”拉开了序幕。这项工作首要对付的，就是那些让原则走形的低级别“原则”，从而还真正的原则以应有的尊严和地位。

一个省级贫困县的副县长人数，居然可以组成一支足球队，对于这样一个让该县百姓愤慨的事实，常德市委组织部作出的解释中并没有太多的歉意，暂时也看不出有人会为这样的事负责。

从上面这个事实看得出来，《行政组织法》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得不到尊重，或许和因为“不尊重原则付出的成本太低”有关。某省曾一次免掉6个副秘书长，被称为“大刀阔斧的减副”，但却没有人提及被免掉的那些副秘书长们都是怎么被任用的，或许那里面还是有些学问的。

同样一个事件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，有可能是让人愤慨的负面新闻，也可能是令人振奋的政绩。这其实就是没有原则的突出表现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必须让那些大肆分发官帽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为违反原则的事实负责。只有这样，负责的人多了，原则才会被人尊重，也才会让那些想出各种变通办法玩弄原则的人失去生存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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