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于 “能上不能下”、“能进不能出”的潜规则像铜墙铁壁一样坚固，现在的机构臃肿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，中组部终于不得不动真格，发文要求用两年时间“消化”副职超编。吉林省立即响应，免去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。

中组部的文件通知，最后两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副职超编，自然要等实践来检验。曾记得国务院还有个机构编制办公室，其使命是什么，实现了多少，至今还没有下文。吉林省6位省政府副秘书长被免职后，被安排去了哪里，级别和待遇变化了没有，他们如何心理平衡，如何被说服安排的，想必是吉林省“减副”工作绕不过去的话题，也是大众的话题。其实，就中国人思维的灵活性来说，“减副”恐怕相对不是最难。

譬如，免去的省政府副秘书长，可以叫“副厅级秘书”，排在秘书长之后。据说某省有十名政协副主席，可以免去6个副主席，改名为“名誉主席”或者“名誉副主席”，权力和待遇不变。可以想见，在中组部的坚决要求下，用两年时间“减副”，很有可能提前完成任务。

然而，副职减了，机构还是那样臃肿，“精官简政”的目的没有达到，因为这些级别的官员“一个也没有少”。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多，还是消耗在行政费用上。不妨再晒一晒中国历代民官比例：西汉是7945比1，唐朝是2927比1，明朝是2299比1，清朝是911比1，11年前是40比1，现在是26比1。不知道延安时期提出“精兵简政”的时候，民和官的比例是多少，恐怕没有26比1这么高吧。

很显然，“减副”不容易，“减负”更不容易；“减副”很重要，“减负”更加重要。如果只在副职官员的名称上玩玩花样，或者把副职官员的位置从此处位移到彼处，那么日益相对贫困化的老百姓们，负担依然是那样不堪重负。什么启动内需消费，什么经济结构转型，什么改善国民福利，都将成为镜花水月，海市蜃楼，因为国家财政还是大量地、没有节制地耗费在极其高昂的行政费用上。

有人总结“副职超员，官员冗余，机构臃肿”的四大原因，“先进入后调出”、“重点地方重点部门负责人进班子”、“党政加强对某项工作的领导”、机构改革“妥善”安置官员工作。其实这些都还不是根本的原因，根本原因是行政费用没有限制，管钱的和用钱的同为一人。如果人大把国家各级政府收缴的税赋和杂费管理起来，在人民监督下拨给限额的行政费用，官员多了，官员收入自然减少，那么想臃肿也不太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