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

中国是现代化的迟到者，“追赶”二字为百余年情状的写照。在追赶途中，山阴道上万千风光纷至沓来，目不暇给。鲁迅1919年在一篇随感录中说：

中国社会上的状态，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：自油松片以至电灯，自独轮车以至飞机，自镖枪以至机关炮，自不许“妄谈法理”以至护法，自“食肉寝皮”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，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，都摩肩挨背的存在。（《热风》）

面对中国社会的“多重性”，国人提出过应对之策，如孙中山力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，同时又在资本十分薄弱之际便警告要“节制资本”，试图将现代化与防范现代化弊端两级课题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一并加以解决，这是国人交出的一种深谋远虑却又具有民粹倾向的答案。

几重变革交叠的复杂局面，在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的当代尤显突出：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史性课题，竞相在现代中国共时性呈现，就今日中国面对课题的多重性、繁复性而言，既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，综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罕见其匹——

（一）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，又称“第一次现代化”。

自洋务运动引入机器工业以来，一直在进行此一转变，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，中国的“第一次现代化”完成程度大约在60%（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：《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6页）。2008年第一次现代化程度约为90%（同上书，第17页），故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，还要继续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未竟之业。时至2007年，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87%，在全球131个国家中排名70位（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：《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11页），属于“初等发达国家”，或称半现代化国家，也就是说，时下的中国也还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大部分，估计到2020年前后全面完成第一次现代化（即工业化）。总之，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，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及今后十年，中国首先要实现“第一次现代化”，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。科学与民主的倡导，“启蒙”的呼唤，便是此一转换间的文化诉求。

（二）从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。

这是对“苏联模式”的突破，时下正在探寻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辩证统一之路。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工业化的一种进路，作为一种“集权-动员式体制”，曾取得工业化的显著实绩，但又存在严重的经济、社会及文化的僵滞之弊，终于在冷战较量中败下阵来。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，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扬弃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仿效过的苏联计划经济及集权政治模式，发挥市场的动力机制，使经济、社会及文化赢得巨大活力，中国从物资短缺的卖方经济向物资充盈的买方经济转化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，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得以加速，并为第二次现代化的展开奠定基础。走出“苏联模式”，经济-文化事业追索市场与计划合理配置之路，经济与社会、文化同发展，是三十多年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
（三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（知识经济）转化，又称“第二次现代化”。

在全球化趋势下，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，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，当代中国也不例外。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，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，赢得“后发优势”，与此同时，生态危机、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纷至沓来，亟待我们解决，今天提出的发展“低碳经济”，建立“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”便是得之后工业文明的启示。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，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，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。2007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2%，世界排名63位，与同年美国的109%、日本的102%、德国的93%、法国的92%、英国的91%尚存颇大差距。（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：《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XVI）今后几十年中国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，“可持续发展”命题上升到战略高度，“以人为本”、“和谐社会”、“科学发展观”的倡导，都是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产物。

总之，三十多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，不仅是古典意义的现代化（工业化），而且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。

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，应当防止只注意某一层级，忽略其他层级的偏颇，例如，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，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（如开掘民主精神、科学精神），而且还要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。

以工业文明为基石的现代化进程，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单一式的进步，而是善恶并举、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，即章太炎所说的“俱分进化”。就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而论，以“征服自然”、“向自然索取”为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，也带来始料未及的环境破坏。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，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、法治化、民主化的进展，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。为着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，单单依凭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民主，显然是不够的，而要深入发掘元典关于协调阴与阳、柔与刚、利与义等对立统一关系的富于睿智的精义，并在实践中探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。因此，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，是一个偕时而进、不断深化的进程。

正确认识传统思想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，必须克服直线进化史观带来的蔽障。统观人类文化的进程便会发现，文化的演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。在一个螺旋圈层内部，作为终结的第三阶段（“合”）综合着前两个阶段（“正题”与“反题”），履行着在新的更富有内容的统一中扬弃其片面性的功能。宗教改革对希伯来元典的重演，唐宋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对先秦两汉的复归、思想上对原始儒学的复归，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对先秦诸子的复归和对三代之制的崇仰，均为例证，而中国现代思想家对元典精神则进行了又一次辩正式复归，更为显例。今日的思想界在现代文明基础上，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，正对元典精神酝釀着新的创造性复归。这是我们考察传统思想现代转化时应予关注的一个方面。

总之，以周正的态度认识文化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，看待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的优长与缺失，把握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，努力谋求二者在各种不同层面的互补互动，达成整合与涵化，方有可能探寻健全的新文明路径。(冯天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