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政治参与：阶层、阶级意识提高还是经济利益上的计较

由于多数商会史论者将商会成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(或者由“自在”转向“自为”) 的标志，所以对其政治参与活动异常关心。目前对商会政治参与的考察多停留于清末至1929 年之间。主要讨论内容则是商会在历次国内政潮与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表现，近年亦有学者开始讨论商会调和党争等方面的活动。

对清末民初商会政治参与的评价，在许多论者的笔下呈“依附—离异—回归”的动态变化。学者认为：商会成立后，资产阶级在其领导下开始有“整体”政治参与活动，辛亥革命之际，一些商会依附革命，但到“二次革命”，则出现“政治大滑坡”，或政治上的“重大失误”。然袁世凯称帝前后，商会多有反对的声音，到1920年代，商会更有许多激烈的政治表现，甚至开始由“在商言商”向“在商言政”转化。究其原因，积极表现多归之于阶级意识或觉悟的提高，而消极表现则归之于阶级性格的软弱与经济利益上的计较。

但是胡光明对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研究，却似乎不能得出类似的结论，相反自1920年后，商会在政治上便日益消沉。张桓忠虽然承认1920 年代中期，上海总商会对政治表现出“高度的参与意图”，但他并不认为商人有政治理想，而是反映出商人面对动荡时局的无奈。冯筱才进一步提出“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”的解释模式，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，保护商业经营秩序，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，称之为“常态”，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，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，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均划入“变态”的范围。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，但在事寝后商会仍回归本位。

邱捷通过对粤省商团的考察，亦认为民初广州商人的思想意识与经济水平均较晚清没有多少变化。故他怀疑“以往我们也许夸大了清末民初广州商人资产阶级化的程度”。而更多的论者则强调商会政治参与行为背后的经济及社会性动机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）